在全球知识产权治理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欧洲正从传统的专利诉讼重要战场转向决定规则走向的关键枢纽。自2023年统一专利法院（UPC）运行以来，其集中管辖与跨境救济机制正在重塑专利执法路径；与此同时，德国法院凭借其高效程序与成熟判例，仍在关键案件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两者并行，使欧洲专利诉讼呈现出更加多元、策略导向更强的格局。
对于加速出海的中国科技企业而言，这一变化既带来了制度机遇，也提高了专业门槛。无论是处理标准必要专利（SEP）纠纷和协调不同司法管辖区的并行诉讼程序，还是收集证据并构建技术论点，企业在欧洲面临的已不再是一系列孤立的法律问题，而是一个高度系统化的策略挑战。
在此背景下，总部位于德国、专注于专利诉讼的BDPE Patent Attorneys and Attorneys at Law（以下简称“BDPE”）凭借其差异化定位持续脱颖而出。与传统知识产权律所不同，BDPE不从事专利申请，也不设实习生培训体系。
作为专注于诉讼、在5G和WiFi等复杂技术领域拥有深厚实战经验的精品团队，BDPE在技术密集型、跨法域诉讼中建立了卓越声誉，尤其擅长处理蜂窝通信、WiFi及物联网/网联汽车领域的SEP和FRAND争议。团队在多起塑造欧洲SEP司法格局的里程碑案件中发挥关键作用，并长期代表华为、荣耀等中国领先科技公司出庭德国法院、欧洲专利局（EPO）及UPC。
BDPE以将复杂技术转化为清晰、证据驱动、符合不同法域司法预期的主张而著称。2025年，该所第三次荣获“杰出国际知识产权服务团队”奖项。
近日，知产观察家再次与BDPE展开对话，围绕UPC与德国法院的策略分野、复杂技术案件的应对路径、AI在诉讼中的实际应用，以及服务中国企业的核心经验等议题，呈现其在一线实践中的最新观察。以下为对话实录：
知产观察家：过去几年，全球知识产权格局，尤其是在德国和欧洲，发生了哪些重要变化？
BDPE：主要有两大变化。第一，UPC于2023年6月正式启动，重塑了德国及欧洲的专利诉讼格局，为中国企业提供了更多诉讼选项和策略灵活性。第二，专利诉讼复杂性显著上升，以电信领域为例，SEP争议明显日趋复杂，且这一复杂性正向其他高科技领域扩展。
对此，BDPE采取了审慎、系统的应对方式：从UPC运行之初，我们即积极参与，并持续优化诉讼策略，以充分利用该体系的程序与实体框架；同时，我们组建了一支全部具备德国法院与UPC出庭资格的资深律师团队，确保每个跨法域案件均由具备完全执业资格的专业律师直接处理，实现策略无缝衔接与统一。
此外，我们将AI融入了日常实践，在战略和战术层面将其作为“对练伙伴”，用于对论点进行压力测试、预判对方的立场，并完善自身的案件论证思路。在严格的保密环境下，审慎、规范地使用这些工具可以帮助我们有效提升法律与技术分析的精度，进一步增强为客户专利组合创造最大价值的能力。
知产观察家：UPC与德国法院，中国企业应如何做出战略抉择？
BDPE：目前UPC热度很高，案件量也很大。但统计显示多数原告为德国企业，被告也以德、法企业为主。因此，UPC目前仍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司法平台。中国企业案件数量相对较少。BDPE在UPC代理中国客户，既有原告也有被告。
如果中国企业在UPC被诉，没有策略可言，只能应诉。策略问题出现在主动起诉时，并取决于其商业目标。
以移动通信企业为例：德国市场巨大，仅在德国获得禁令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实现预期目标。德国禁令非常有效，一旦不能进入德国市场，将对企业在整个欧洲乃至全球业务产生重大影响。
选择UPC、德国法院或双轨并行应基于几个关键考量：涉案专利是否为SEP、德国是否为主要目标市场、企业是否从事例如制药等更加适合采取泛欧洲策略的行业。
如果法国是主要市场，我们建议选择UPC，因为相比法国法院，UPC对专利权人更友好，特别是SEP案件。简而言之：基于我们的经验，如果德国是主要市场，德国法院更优；如果重心在其他地区——尤其是需要覆盖更广泛欧洲市场时——UPC通常是更佳选择。
知产观察家：BDPE被认为是德国法院、EPO及UPC最活跃的诉讼团队之一。可否具体解释一下“最活跃”？
BDPE：我们认为，衡量活跃度不能只看案件数量。很多案件在早期就达成和解，而我们通常被委托代理那些推进到口头审理和最终裁决的争议案件。客户选择我们，往往是打算将诉讼坚持到底。从这个意义讲，我们在德国法院、EPO和UPC都非常活跃。
目前UPC是我们业务量第二大的平台，德国法院仍居首位，主要因为德国法院显著加快了审理节奏。UPC等待口头审理的时间平均约为13个月，而其程序目标约为12个月；德国主要侵权诉讼法院这一周期已缩短至8到10个月。
因此，如客户更看重审理速度和成熟的SEP判例法，德国法院是更优选择。我们目前在多个WiFi SEP和移动通信案件中代理华为、荣耀等中国客户。
知产观察家：BDPE在多起标杆性行业案件中发挥关键作用，在这些案件中，BDPE做出了哪些具体贡献？
BDPE：我们有幸代理了华为诉中兴、Unwired Planet诉华为、Conversant诉华为、华为诉亚马逊、华为诉Netgear、华为诉联发科等案件。
在华为诉中兴案中，Friedrich Emmerling博士当时仍任职于Bird & Bird，他负责涉案专利的选择与策略评估。基于这些专利，华为成功在德国法院，并最终在欧洲法院（CJEU）胜诉，该案诞生了至今仍在影响欧洲SEP和FRAND法律格局的里程碑判决。判决结果既体现了华为专利组合的实力，也离不开律师团队的扎实协作。
在Unwired Planet诉华为案中，我们通过挑战Unwired Planet的专利，成功为华为在德国进行了辩护。这样长久的成功也是华为与我们保持超过15年合作的原因之一。
在华为诉亚马逊和华为诉Netgear案中，Netgear案涉及UPC和德国法院平行程序，亚马逊案在德国法院进行。这些案件也产生了重要裁决，尤其是在UPC层面，涉及专利有效性、侵权认定以及UPC如何处理SEP案件。
在华为诉联发科案中，华为评价我们“创造了历史”。这是一场激烈但相对短暂的战斗，联发科在意识到其立场无法维持后最终撤诉。
知产观察家：处理这类高风险、跨法域、复杂技术诉讼案件的最大挑战是什么？BDPE如何应对？
BDPE：我们专注于特定技术领域的专利诉讼，团队经验丰富，经常与其他顶级律所正面交锋。持续专注于这一核心业务使得我们既深谙不同法院法官对技术问题的评估倾向，也熟悉对方如何构建和调整论据。这种前瞻性视角对于向客户提供切实可靠的建议是至关重要的。
从技术角度而言，涉及5G或WiFi等技术的争议案件，仅凭技术准确性是不够的，还需要“翻译”技术的能力。法官接受的是法律训练，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理解复杂的技术问题。凭借30余年的经验，Friedrich Emmerling 博士熟谙底层技术。然而，熟悉技术并非唯一的决定性因素。真正挑战在于，将复杂体系提炼为清晰、结构化、具有法律意义且法院可据此审理的论据。技术深度是必要的，但在不损失精度的前提下简化问题的能力同样关键。
第三个维度是证据的生成和检验。在许多案件中，仅靠标准规范不足以证明侵权或有效性，还需要进行针对性的技术测试和测量。我们的律师大多有行业经验，既懂理论也通实践。我们知道如何设计和执行测试，如何指导客户进行测试，必要时我们也会自己执行测试。此外，我们拥有自建实验室的能力，能够生成和整理可直接应用于专利诉讼的技术证据。
这些能力的结合——策略预判、技术翻译和基于证据的验证——使我们能够有效处理高风险、涉及复杂技术的争议。
知产观察家：为客户建立专属实验室来测试侵权产品、生成证据——这项创新超越了传统律所的服务范畴。其初衷是什么？
BDPE：我们在成立律所时就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以应对SEP诉讼中反复出现的证据挑战。在SEP案件中，专利通常与技术标准比对，但标准中许多要素是可选的。因此，关键问题在于如何通过精确证据证明被控产品实际实施了特定可选特征。
这就需要技术测量，即购买相关设备，验证其在真实条件下是否执行了所涉功能。实践中，虽然也可以使用外部检测实验室，但其输出结果通常并非为诉讼目的而设计，难以直接用于法院程序，尤其是从司法可及性和证据结构的角度来看。
因此BDPE建立了内部实验室，使我们能在诉讼团队内直接设计和执行测试，全面把控测试方法，更重要的是，以既符合技术严谨又便于法官理解的方式整理结果。
此外，这使我们能够根据不同欧洲法院对证据的具体预期来调整技术证据。因此，实验室并非一个孤立的技术设施，而是我们诉讼策略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复杂技术功能与可直接提交法庭的证据之间架起桥梁。
知产观察家：作为SEP领域的实战专家，可否分享一些近期最具影响的变化和趋势，这些变化对企业造成哪些具体影响？
BDPE：虽然某些程序细节仍在不断演变，但基本原则并未改变。当事方必须以自愿许可方或被许可方的身份行事。
实践中，一些被告认为可以通过战术手段规避禁令，但只要遵循既定的最佳实践，结果就相对可预测。正如华为诉联发科案所示，遵循这些原则是关键。
真正的挑战在于各方未能一致遵守这些标准，此时法院不太可能偏离既有裁判路径。
简言之，尽管程序细节持续演化，但欧洲法院确立的核心FRAND框架仍然相对稳定。实践中，始终以自愿许可方或被许可方身份行事的当事人，通常能够在相对可预测的法律框架内运作。
知产观察家：在中国科技企业加速出海的进程中，BDPE服务的对象不仅包括华为等大型头部技术企业，也涵盖了不少新锐技术企业。这两类客户的主要诉求有哪些不同？
BDPE：这两类客户的需求差异显著。
以华为为例，其在德国和欧洲拥有超过15年的诉讼经验，在中国国内也有丰富的诉讼经验。其知识产权团队非常成熟，合作起来非常顺畅。
相比之下，新兴企业往往面临的是在欧洲的首场诉讼，甚至可能是公司历史上的第一场诉讼。他们需要在程序、风险、策略等方面获得指导，也需要一些安全感的支持。
对于这些客户，我们的角色不仅仅是法律代理，还包括培训与咨询支持。而对于大型成熟客户，我们的角色主要是执行层面，即做好律师和专利律师的本职工作。
知产观察家：BDPE团队中杰出中国律师人才的比例正在提升，这一团队规划的战略考量是什么？
BDPE：来自新兴市场，尤其是中国客户比例的上升，自然影响了团队构建。拥有中国资格专利律师的意义不仅在于语言能力，更在于视角的契合与协同。
欧洲专利诉讼——尤其对首次参与诉讼的当事人——在程序和文化上可能较为陌生。当企业在德国或UPC被诉时，其法律框架、术语和程序预期最初会让人产生距离感。拥有既能准确翻译语言、又能在熟悉文化框架内解读程序逻辑和策略含义的同事，可以显著提升沟通与决策效率。
我们的中国专利律师在欧中两个司法体系下都接受过培训并具备执业资格。这种双重视角使他们能够弥合法律实践中的差异，预判可能出现的误解，并确保策略指令被准确地转化为德国及UPC程序中的实际诉讼行动。
归根结底，他们能够弥合语言与文化上的鸿沟，让客户感到更自如、更被理解。同时，他们也有助于识别和传达不同法域之间程序与策略上的细微差别，减少误解，提升协作效率。这不仅是语言沟通问题，更是为了确保跨境诉讼在国际法务团队与欧洲律师之间，实现清晰、精准、充分互动的沟通。
知产观察家：基于与中国企业法务团队合作的实战经验，您认为双方协作中的最大挑战是什么？此外，中国法务团队最令您印象深刻的能力有哪些？
BDPE：跨境诉讼中的一个关键挑战在于，必须明确区分不同的程序体系。不同法域的程序不应混为一谈。我们观察到，中国大型企业的知产法务团队在国内诉讼中经验非常丰富。这些经验极为宝贵，但在应用于欧洲程序时需要谨慎调整，因为其程序框架和策略逻辑有根本性的不同。
虽然基础的技术论据大体上是共通的，但其法律运用却因法域而异。同一个技术论点，在一个体系中可能非常有效，但在另一个体系（如德国、UPC或美国）中，其分量可能不同，或需要不同的表述呈现方式。这种法律方法论上的差异是国际专利诉讼的核心挑战之一。
由于我们每天都在这个交叉地带工作，能够及早发现这些差异，并有条理地加以处理，引导客户在方法上做出必要调整。这有助于确保策略决策与各法域的实际情况保持一致，降低案件策略出现偏差的风险。
与此同时，与中国领先企业合作也令人倍感振奋。其法务团队在技术和策略层面都非常成熟，专业水准很高，使得合作高效且富有智趣。这也是我们高度重视中国市场的原因之一：客户方兼具技术深度与策略能力，能够在复杂的跨境事务中形成高质量的专业交流。
知产观察家：对于正在或将要进入欧洲市场的中国科技企业家，您的核心建议是什么？
BDPE：我们的建议很直接：如果你正在考虑发起诉讼，律师团队的选择至关重要。
在某些情况下，即便客户拥有有效专利，但如果胜诉前景不够清晰，我们也会建议不要贸然起诉。我们的角色是客观评估案件胜算，而非不惜代价鼓励诉讼。诉讼本质上是结果导向的——没有哪方当事人是为了输而去的。
正因如此，我们不采用追求数量的方式，而是更看重长期合作关系，并进行坦诚充分的风险评估，即便这意味着建议客户不维权。当然有时候这可能会导致客户去别处寻求不同意见。但是，如果一个弱案推进下去并最终败诉，对客户和律师的声誉和商业后果的影响都可能是严重的。因此，我们的立场是提供充分论证、基于经验的评估，清晰阐明风险，并在适当时建议不推进诉讼。
我们认为，有效诉讼策略不是追求每一个可诉案件，而是选对案件。
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在德国法院或UPC，第一次维权行动往往决定了市场如何看待这家企业。基于强专利的成功首诉可以建立信誉和策略杠杆，向市场传递出企业知识产权组合实力的信号。相反，基于弱专利的失败首诉则会产生相反的效果，所形成的认知很难逆转。
简而言之，我们的建议是：选对律所——选择一家能提供坦诚建议、提供基于经验的全面评估、清晰沟通风险、优先考虑长期成功而非短期收益的律所。这也是我们的一贯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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