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如何成为融资新资产？对话Inngot CEO Martin Brassell

知产观察家：能否请您先做一下自我介绍？您当初为何选择创立Inngot这样一家公司？

Martin Brassell先生：好的。我是Martin Brassell，英国Inngot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自2007年创立以来，Inngot一直致力于赋能企业充分发掘和运用其知识产权（IP）与无形资产。我们的工作重点是通过在线平台帮助企业识别、评估并商业化这些资产。我们遵循特定的估值标准，通过与行业专家的深度合作，为客户提供兼具可靠性与成本效益的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方案。

Martin Brassell先生：知识产权估值是以其预期用途为导向的：用途不同，适用的估值方法也不同。

从贷款人的角度来看，首要关注的是知识产权是否对企业的整体价值有重大贡献。换句话说，知识产权是否正投入使用并产生了现金流？因为现金流是还款基础，知识产权与企业的财务可行性之间必须存在关联。如果存在这种关联，就可以考虑将知识产权作为抵押物。在中国，知识产权一般需要在专门机构登记质押；而在香港，则可能采取固定抵押的形式，这与英国的做法类似。

确定知识产权的价值并将其质押，能有效激励企业进行负责任的资产管理——因为贷款方持有的是对企业最有价值的资产担保，企业有充分动力维护其知识产权资产并确保还款。

如今，知识产权与无形资产已在很大程度上取代有形资产，成为企业价值的主要驱动力。具体的估值方法取决于有意向的贷款或融资类型。例如，我们与英国最大的商业贷款机构 NatWest （国民西敏寺银行）合作，他们的诉求是以知识产权作为抵押物，“在业务表现未达预期时，知识产权仍能保值”。为了满足这一需求，我们开发了一种专门的估值方法，即“有序处置价值”法。这种方法可以模拟在企业持续经营但业绩不佳（而非清算）的情况下，资产重新进入市场可能实现的价格。

这种估值方法能为信贷决策提供公允合理的前瞻性价格评估。在发放贷款时，这些资产并非待售品——它们归企业所有，且企业有意继续持有并进一步开发。

因此，只有当企业实际运营偏离预期时，这些资产才可能被处置。

而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估值重点则转为知识产权在获得充足投资并成功开发后，推动企业业务增长的潜力。这需要采用另一套专门针对投资考量的估值计算体系。

Martin Brassell先生：我们主要采用两种主流方法：收益法和成本法。

我们的目标不是创立新标准，而是构建一个能更高效地应用现有原则与标准的体系。

对于收益法估值，我们主要采用“许可费减免法”，也称为“技术许可法”：通过测算第三方为从公司获取许可权所愿意支付的费用，来确定知识产权资产的价值。为确保许可费率的准确性，我们使用大型国际许可协议数据库确定许可费率。若不采取步骤将知识产权价值单独剥离考量，则存在将其价值错误归因于其他业务活动而导致高估的风险。

我们推崇采用“许可费减免法”，因为这种方法对客户和贷款人来说更简单明了。该方法在中国广泛使用，也是马来西亚、韩国等国家认可的标准。国际社会正在形成共识，认为这是一种适合融资场景的估值方法。

成本法则聚焦两个方面：一是隐性投资价值。由于监管方面的限制，无形资产在公司账目中的体现往往很少。这对于那些在无形资产上投入巨资，却只能在资产负债表上体现一小部分的企业来说，可能会造成不利影响。我们的方法基于再生产成本原则，旨在以符合会计惯例的方式量化这种隐性投资。二是资产的寿命和淘汰。我们评估公司在知识产权资产生命周期中所处的位置、迄今投入的成本，以及维持资产价值所需的未来投资。我们还会考虑技术老化、淘汰，以及知识产权资产是否接近其法定或经济寿命的终点等因素。通过分析研发支出、技术开发成本和保护费用，我们可以还原公司账面未能体现的完整成本情况。

Martin Brassell先生：是的，人工智能为我们独特系统的开发提供了支持，因为我们用它来分析专利特征。然而，我们认识到，贷款机构需要为其信贷决策提供强有力的审计追踪依据，而“黑箱”方法无法做到这一点——展示并解释估值结论是如何得出的，这一点始终至关重要。

客户通过我们的系统直接与公司互动。要了解企业的无形资产，就必须与企业进行有效的沟通，因为没有其他人可以提供完整的信息，而且无形资产也无法被外人自行发现。然而，企业往往缺乏系统描述其无形资产全貌的专业表述能力，我们提供的工具填补了这一缺口。然后，我们通过自动核实，必要时辅以人工检查，确保全面梳理企业已知的知识产权。

在估值过程中，客户将所有相关信息输入系统，我们团队主要负责审核。虽然系统会以我们认为可靠的方式计算估值，但任何估值的准确性都取决于输入信息的质量。若发现信息矛盾或存在过度乐观偏差（这在初创企业中尤为常见），我们会相应调整并修正可识别的误差。对于存疑数据，我们将要求企业补充说明或提供进一步佐证。

确认输入信息合乎要求后，我们就会生成一份报告，供贷款人、投资人、会计师等相关方共享。

Martin Brassell先生：这取决于你如何定义“蓝海”市场。中国专利制度的历史还不足40年。目前，国有和民营公司都在探索知识产权货币化或转化为上市股份。我也读到过关于中国开始知识产权证券化活动的报道。

这是个很好也很复杂的问题。遗憾的是，自从新冠疫情之后，我还未能有机会再访中国大陆，但此前我曾三次到访，与银行机构、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和知识产权主管官员进行了交流。整体情况较为复杂。

中国在知识产权融资领域的发展速度快于任何其他经济体，令其他国家印象深刻。若以经济规模衡量，该领域必然还存在巨大的增长潜力。

美国、英国和欧洲的情况有些相似：知识产权融资市场已经起步并显现出潜力。中国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其政策导向。西方政府倾向于让市场独立运作，而东方市场则需要政府干预来启动。

然而，所有补贴终将结束，市场必须实现商业化自主发展。中国在各个层面都已经做出了卓越的成绩——例如立法保障、制定评估标准、为估值成本和利率提供补贴等。

英美市场面临的核心挑战则是风险管理。贷款人对不熟悉的资产类别心存疑虑，尤其是在难以确定其价值和可靠性时。但英国政府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帮助。该研究表明，以知识产权作为担保的贷款违约几率低40%，损失少50%。这一趋势已引起贷款机构的关注，同时他们也认识到并非所有知识产权都具有商业价值。

另一个因素是知识产权对企业行为的影响。企业高度重视自己的知识产权，为避免失去这些资产，企业会积极进行融资或重组，因为知识产权的丧失往往意味着企业根基的动摇。这使得知识产权成为一种极佳的担保形式。

中国目前仍然是制造业强国，因此知识产权的作用也有所不同。最初，知识产权融资多涉及知识产权与其他资产的捆绑，但最近的报告显示，基于专利、商标和版权的融资势头正强劲。

这种转变源于金融机构已无法忽视无形资产的价值。但如何有效管控相关风险，仍是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

Martin Brassell先生：中国通过降低银行放贷成本来化解风险：在涉及无形资产时，特殊政策让银行能够在面临资本拨备问题之前吸收更多损失——这是一项明智的政策。此外，依托成熟的担保市场，许多贷款还获得了地方、地区或国家计划的支持。

中国的知识产权保险行业也在发展，其覆盖范围不仅包括诉讼融资，还拓展到了知识产权相关损失保障，体现了重要的行业发展趋势。

在美国，知识产权保险发展得更加成熟。数笔备受瞩目的交易已成功落地，保险机构为巨额知识产权价值提供了承保。对贷款方而言，最令人安心的是保险在需要时进行了及时的赔付——尽管信任问题仍是核心议题。

在英国，风险管理主要关注两个因素：资产的有序处置价值和贷款价值比（LTV）。我们建议的贷款价值比基于我们对资产实力、转售潜力以及与企业业务的可分离性来确定的。银行使用抵押物适配系统来评估上述因素，最终核定贷款价值比。例如，NatWest等英国银行通常会以知识产权资产的有序处置价值的 50%为上限提供贷款，以确保贷款额度与企业还款能力相匹配。这是西方商业银行业的标准做法，无论抵押资产类型如何，贷款规模始终与公司的偿还能力挂钩。

总体而言，银行业的风险管理依赖于保险、谨慎的估值、审慎的放贷，以及与标准信贷政策的一致性。

Martin Brassell先生：在知识产权融资方面，各个国家采用的方法千差万别。比如，中国和韩国等市场对知识产权融资给予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持。韩国出台了一整套相关措施，其中一些举措在中国尚未采用，这使得两国之间的比较既具启发性，又在某些方面呈现相似性。

中国与全球许多其他国家的共同特点是都认识到必须解决知识产权交易的成本问题。这有两种形式：补贴估值的尽职调查流程，或者降低资金成本（减少银行或贷款人的贷款成本）。这些做法在其他国家已有先例。

而各国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知识产权资产的处置机制——这对贷款人而言至关重要。韩国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处置机构，负责以事先商定的价格从银行购买专利并出售，从而化解银行的风险问题。日本则侧重补贴估值报告费用，重点帮扶地方性银行，协助它们更好地理解知识产权与经营业绩之间的关系。然而，该举措规模有限。

另一个共同点是知识产权保险。在中国，知识产权保险近来备受关注，保险业务覆盖侵权防御、起诉侵权人以及融资计划中的风险管理。在全球范围内，知识产权保险仍不成熟。尽管存在实际风险，但企业对保险手段利用不足。美国因其强大的知识产权诉讼文化而在这一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但其他地区（如欧洲）的知识产权保险业务预计也会增长。

最后，抵押物财产保险可以在出现问题时覆盖损失，进而保障贷款人的利益。然而，保险公司和银行之间存在着矛盾：保险公司可能希望迅速出售资产以实现价值最大化，而银行可能更愿意与企业合作重组或重新安排贷款。

其他市场上出现的一种新模式是：保险作为银行的后盾，允许银行在获得临时赔付的同时继续开展追偿工作。如果回收额超出预期，保险公司可收回部分资金。这种模式对商业银行更为有利，因为商业银行往往更优先考虑客户关系和公众印象。

Martin Brassell先生：我不敢冒昧地提出建议。不过，根据我对全球趋势的观察，在培育知识产权融资市场方面，中国比大多数国家都更为积极主动——或许只有韩国例外。韩国的情形更为复杂，因为他们业已建立的科技融资模式更侧重信用评级和企业专项技术评估，而知识产权融资在某种程度上是单独运作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相信大多数政策制定者都会认同：最理想的状态是市场能够自主运行。随着银行积累足够的数据，能够自主评估风险与机遇，补贴、担保等干预措施便可逐步退出。

我赞赏中国政府在各级地方政府层面实施有针对性的激励和补贴措施，以鼓励知识产权融资领域的创新实践。唯有通过实际参与才能推动进步——只有当贷款人和投资人建立起足够的信心，才会真正积极地投入到知识产权融资市场中来。目前，中国在知识产权融资领域已经取得了显著进展，接下来的挑战在于如何提升可持续性。一种可行的办法是与估值机构合作，实现估值流程中特定环节的自动化，进而降低前期成本、提高评估的一致性。

这带我回到您之前关于人工智能（AI）的问题。那确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领域。虽然人工智能在拥有海量可靠数据的环境下表现出色，但知识产权估值却面临着独特的挑战。真正的难点并不在于计算本身（计算问题使用常规工具即可完成），而在于如何获取准确的数据输入以确保产生可靠的结果。

人工智能在辅助估值方面确有潜力，它能分析市场趋势，将创新成果置于市场背景中分析以及总结海量数据。但要开发一个人工智能驱动的估值模型，仍需在"可解释性"方面取得进一步的突破。

当前AI的决策过程缺乏透明度，而贷款决策需要清晰的依据支撑，因此现阶段AI并不适用。虽然未来我们可能会探索AI的应用，但由于其目前的局限性，我们必须谨慎行事。

Martin Brassell先生：我们的研究深入聚焦于企业为进行知识产权融资应做的前期准备。我们很荣幸能够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撰写关于此主题的指南。

这些准备工作主要包含两个关键维度：

首先，企业必须能够完整地阐述其知识产权组合——具体而言，需证明企业对这些资产拥有所有权或控制权（最好是所有权）。

其次，必须明确这些资产与企业核心业务的相关性及重要性。若无法证明知识产权与现有业务存在清晰的关联，则难以让贷款人或投资人认可其价值。

最根本的问题在于：这些资产以何种形式存在？它们在业务中发挥什么作用？这些就是最基础的准备工作。当企业厘清这些要素后，便可向潜在贷款人或投资人提交正式的商业计划，概括说明：企业持有的具体资产、这些资产的战略意义及对业务的价值贡献，以及在贷款决策中应考虑这些资产的原因。

随后的步骤必然涉及估值环节。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指南建议企业首先与贷款机构展开磋商，因为资金方可能对估值服务提供商存在特定偏好。不过，企业应当同步做好以下准备工作：制定详尽的商业计划、编制切实的财务预测，并系统地记录与知识产权有关的投资。当知识产权资产体现为企业重大商业投资时，金融机构更易认可其价值——因为这能有效地减少对技术被竞争者轻易复制的顾虑。以上是知识产权融资流程中的核心考量要素。

Martin Brassell先生：对我们而言，值得关注的领域包括：知识产权融资如何继续发展、目标企业筛选、保险市场研究以及降低估值工作的总体成本——这些正是我们最能发挥价值的领域。

我们乐于为各行各业提供服务。但由于制药和生物技术行业研发周期长、风险高，其知识产权融资模式也独具特色——这些领域通常需要股权投资，而非传统融资支持。

相比之下，其他多数行业的企业已经通过知识产权实现了现金流，若能撬动现有投资，它们的发展速度将会更快。目前最具潜力的领域包括：

软件行业，尤其是受版权保护的软件开发商，可以通过企业软件产生现金流；

可持续环境技术行业，该领域的知识产权活动尤为活跃；

创意产业，例如电影、出版物和游戏——我们近期在这些领域完成了交易；

以及医疗设备（生物科技除外），这是一个强势领域。例如，开发儿童仿生假肢的Open Bionics成功引进了迪士尼等公司的品牌授权，既创造了社会效益，又实现了商业价值。

知识产权具有跨行业、泛在化的特性。银行业人士可能会形成共识，认为政策关注的重点应是帮助企业认识到知识产权融资是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企业需要明白，知识产权不仅是法律概念，更是能推动业务增长、具有多重价值的核心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