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杭州决议版权议题介绍
2024年AIPPI杭州决议版权议题回归至一个传统却颇具趣味的话题——戏仿。从达利为《蒙娜丽莎》添加小胡子的先锋艺术，到本世纪初中国网民熟知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对电影《无极》的解构，再到如今自媒体时代层出不穷的二创短视频，戏仿作品屡屡引发公众热议。这一融合创作自由与版权冲突的古老艺术形式，在数字时代也不断遭遇新的挑战。
世界各国、各地区对于“戏仿”是否应当受到著作权保护、应当如何保护等问题上，存在不同的理解和实践。本议题旨在研究未经原作作者许可，第三方是否可以使用其版权作品来创作戏仿作品，以及在什么条件下不承担侵权责任。
二、关于“戏仿”的全球实践
在中国，“戏仿”尚无直接法律规定，一般认为被纳入合理使用的讨论范畴，体现在《著作权法》第24条第2项的“适当引用”，即：“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在作品中适当引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或者名称、作品名称，并且不得影响该作品的正常使用，也不得不合理地损害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欧盟、英国、法国等则明确在合理使用立法中引入了戏仿情形，但也未作出具体适用指引；美国则通常根据“合理使用”的四要素（使用的目的和性质；原作品的性质；使用部分的数量和实质；对原作潜在市场或价值的影响）进行判断。
需要说明的是，本议题讨论的是广义上的“戏仿”，即“讽刺”（satire）、“滑稽”（caricature）和“模仿”（pastiche）等相关概念一起被纳入讨论框架。这和一些国家的法律实践存在差别，如美国“戏仿”（parody）的对象仅限定于原作品，而“讽刺”（satire）的对象并非原作品（如可能针对政治现象等），因此“讽刺”作品的作者对证明其使用原作品的合理性的要求相对会更高一些。
三、决议解读
首先，本次决议原则上明确了“戏仿”作为言论自由的重要形式，在符合特定条件时可以构成版权侵权抗辩。即认可了“戏仿”作为一种创作和表达手法，值得肯定。
第二，关于戏仿抗辩需要满足的条件，大会一致同意应当符合《伯尔尼公约》等国际条约规定的三步检验法，即适用范围上要限于特定情形、使用方式上不与原作品的正常使用冲突、使用结果上没有不合理地损害版权人的合法权益。而幽默、讽刺、批判性等，并非戏仿均需具备的条件。决议还明确商业性使用本身不构成侵权抗辩排除事由。此外，在要求原作者容忍合理戏仿的同时，禁止对唯一实物载体作品（如孤本油画）进行物理修改，并规定不得通过戏仿误导公众或贬损作者声誉。这种“有限容忍”原则既保障创作自由，又守住权利保护底线。
第三，决议明确戏仿作品无需达到版权保护的最低独创性标准。这似乎与我们通常的理解存在差异，因为在中国法律实践中，著作权法对独创性中创作高度的要求相对较低，通常会将戏仿作品认定为一个新作品（原作的改编作品），包含最低程度的独创性。然而，欧洲大陆法系国家对著作权法独创性中创作高度的要求相对较高，一些戏仿内容可能被认为构成戏仿抗辩，但并未形成一个新的作品。比如丹麦最高法院审理的“戴口罩小美人鱼案”：艺术家在原作雕像添加口罩的行为虽未形成新作品，但因反映社会现实构成合法戏仿。
第四，决议明确戏仿作品并不要求为原著作者署名。这似乎与中国著作权法合理使用的规定存在冲突。然而，当我们将视角扩展到文艺创作领域，戏仿的美学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读者在看到戏仿作品的时候会自动在脑海里与原作品或作者产生连接，或一种会心一笑的默契。直接指明出处则可能会破坏这种不言自明的默契。中国司法实践中亦有法院指出，合理使用规制的是财产利益，指明出处则涉及人身权益，不应当将其理解为合理使用的前提条件，应当作为独立义务。[1]决议本身虽然为倡议性质，但值得我国未来立法、司法借鉴。
本次大会可能是国际社会首次就戏仿作品的法律边界达成广泛共识。戏仿背后的影视改编、短视频二创、创意广告、艺术衍生品开发等存在广阔的市场前景。我们既不能放任戏仿沦为侵权借口，也不能让版权保护成为文化创新的枷锁。对于正在建设知识产权强国的中国，杭州大会不仅提供了规则对接的“转换接口”，更创造了参与全球治理的宝贵机遇。随着决议落地，数字时代的文化创新将在更清晰的规则轨道上迸发活力。
[1]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申996号民事裁定书。
编辑：赵迪
审校：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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